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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以观史 武以争胜——《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  

2014-11-08 08:43:57|  分类: 博览书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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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观史  武以争胜——《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文以观史 武以争胜

——《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

冯立鳌

   《三国演义》以历史题材为外壳,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容;它以社会争胜为主线,将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磨砺成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它在社会的动态活动中折射出恒定的谋略方法,展现了跨越时空的中国思维智慧。

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积淀

    《三国演义》的叙事,从公元180年汉灵帝时的黄巾起义开始,到280年晋朝灭吴结束,历时约一百年。它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即三国历史终了后一千余年,其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在三国时代,董卓、袁绍、吕布、公孙瓒、曹操、孙氏父子、刘备、周瑜、诸葛亮、司马父子等一大批英雄豪杰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业绩与思想精神,这一客观历史过程构成了全书的历史本源。

    二是晋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三国这一“当代史”,百余年后南朝的裴松之对《三国志》又作了广采博征式的辑录引注。史学家追求历史的真实,但对史料主观选择以及回护曲笔,已使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意图初露端倪。

    三是唐宋时关于三国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已不执着于历史真实,对人物言行进行了许多主观的设定,实际上已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文化创造。

    四是元末明初的文化大师罗贯中以他的如椽巨笔,对三国的历史和故事进行全方位梳理和系统化加工创造,基本完成了全书的撰著,使这一文化产品定格。

    可见,《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历史,三国历史是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而《三国演义》是通过对三国人物事迹的追忆、裁剪乃至想象而构筑的一个文学艺术世界,属于后人的文化创造。这一文化创造以三国历史为起点,创造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各代人的文化创造分别依循着当时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三国演义》是以历史之体,载文化之魂。它首先向人们表述了一段并非完全虚假的历史,然而,历史人物最终成了文化表达的符号,人物言行及其行为方式未必忠实于历史,却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如关羽本是三国时代的普通武将,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则是忠烈、义气、勇武与诚信的化身。中国民间对关羽人格的崇拜,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这一文化创制的高度认同;后世人欣赏《三国演义》,不是认可其中的历史描述,而是体认、传承它所负载与传达的文化内容。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物,从文化表达的意义上讲,它比三国历史、三国史志更具典型性和鉴赏性。

以争胜为核心的方法集成

    三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段历史经过了豪强割据、军阀争战、三国对峙、晋朝统一的过程。多元竞争、胜者生存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三国演义》承接了这一客观的历史主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思维智慧演绎了这一分久必合、九九归一的争胜过程。

    对特定主体而言,竞争中最难确定的不是选择对手,也不是确认目标,而是要采取的手段。比如,过河目标的实现正是难在桥的设计与建成,因而手段的设定是人们竞胜的关键,也最为后来的人们所关注。《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不断调适和适应这一受众心理,在人物的处事手段上大做文章,刻意深化细化人物行事的机巧。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着深沉多样而充满智慧的思维方式,为人物行事手段的多样性打开了空间、提供了依据。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三国演义》在争胜方法的演绎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如赤壁大战中诸葛亮与周瑜传阅的便笺上写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目标—手段—条件”几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有通盘考虑。火攻的手段是当时军中的最高机密,因为它是弱方出奇制胜的关键。后来周瑜安排的蒋干盗书、收用蔡中、怒打黄盖、阚泽诈降、庞统授计、筑坛祭风等,都围绕着火攻手段的实施。这里环环紧扣、多环成链,结链为桥、顺桥成功。其中小手段服务于大手段,每一步的安排都有其目的性,足见手段在争胜中的紧要。《三国演义》中的主帅常给前线领兵的将军授以“锦囊妙计”,吩咐临急打开,内中无不是应对危急的机巧手段。全书把传统文化中内含的争胜技术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在争胜中的新颖和奇特。

    处事手段抛开了它的个性环境和具体针对性,在一般的意义上就是行事方法。《三国演义》描绘了百年间许多集团、个人与不同对手间的无数争胜活动,以竞争的眼光看,全书正是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

以谋略为结晶的智慧深矿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大体有三层景观:一是存在性文化,包括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这两个不变的文化形态。全书对充满等级尊卑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并对侵害皇权尊严的董卓、曹操等人予以鞭挞,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以传统伦理思想为标尺来设定正反人物的言行。二是流动性文化,包括权力争夺、军事争胜与外交争优。这是三种动无所居、常变常新的活动形式。全书叙述几个朝廷与许多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描写了大小数百次战役战斗以及指挥员对各种战争要素的配置思路,还描写了许多割据集团间的政治结盟及其策略。三是恒定性文化。《三国演义》在描述流动性文化各领域不同主体的争胜活动时,赋予其特定思想理念指导下的哲学层面的智慧,在流动的文化中展现恒定的方法。全书描述了刘备与曹操两人长期较量的动态过程,从而把儒法两家行事方法的各自特点与固有短长展现了出来。可以说,哲学层面的方法问题,是《三国演义》文化创造所达到的最深层次,也是其叙述恒定文化的归结。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行事方法,这正是《三国演义》的精华所在。

    然而,《三国演义》对方法的叙述极其独特,它没有使用概念语言的抽象形式,而选择了形象化的表达。如全书没有《孙子兵法·火攻》那样的警语原则,却用火烧乌巢、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连营、火烧藤甲兵、火烧葫芦谷等军事活动展示火攻的方法。用综合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方式表达行事方法及其内蕴智慧,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谋略。《三国演义》全书结晶出无数形象化的谋略案例,人物的谋略活动与其文学形象、文化人格融为一体,需要人们通过深入发掘体认来把握。文以观史  武以争胜——《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当代人有了《三国演义》中的大量形象贮备,拥有了中国思维智慧的积累,就能根据意象做出文化创新。只要做出事理的转换,就能激活意象的生命力。《三国演义》中展现的行事方法和谋略,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魔力”的思维智慧。

    《三国演义》表达了集成化的争胜方法,结晶出形象化的谋略案例,隐含着恒定不变的哲学通则。当代社会的国家竞争、发展竞争并没有减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事方法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三国演义》是一座正待人们深入采掘的智慧金矿。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载《光明日报》2014118日“智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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