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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读书论世:告别无智与无趣  

2014-07-22 10:14:53|  分类: 妙语美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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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论世·漫谈当代智性散文

从庄子的超越,孟子的担当,到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先贤大家曾以笔墨神采、妙文佳构,伫立不朽的文章传统,或以载道、抒情,或以论理、写意,笔底斑斓、气象万千。

  如今,五光十色的时代激荡着写作者的情思,易写难工的散文成为最蓬勃的文体,然而抒情有余、智性不足正成为散文新的牢笼。接续散文的传统,传承从白话文运动至今对文体的自觉追求,将散文文体变革推向历史的潮头,正成为当务之急。

  ——编 

告别无智与无趣

孙 郁(张亮、唐亦文整理)

  有一种犀利的观点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以为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同样契合当下的散文写作。无智,就是指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先秦以降,直到晚明小品,出现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名篇。后来八股文一统天下,用一色词章占领文坛时,古文走到了绝路。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为汉语写作开掘新的可能。1917年白话文兴起,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众多民间沙龙和社团活跃文坛,它们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所创办的报纸杂志也各有特色,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也涌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散文写作受到一些制约,直到80年代有所改善。近几十年,散文写作较为老实、温吞,辞章也不乏优美之处,但往往缺少智慧的表达。

  这个问题古已有之。龚自珍在北京为官时,意识到满城文武附庸风雅不如苍生杜少陵,大家好像都在玩味文学,但实际上离文学很远。魏源在文章中推崇了龚自珍的主逆精神,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就是强调的重要性。所谓复于古,就是要从被污染的儒家文章学理念中走出来,独思、独行于世,不为外物所累。

  五四时期有志向的人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既接受了传统士大夫文章的内蕴,但更多的是衔接了外域的性灵之光。当时文章好的人几乎都是懂西学的人,比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他们的文字散发着一种传统美文所没有的另一种美。

  在我看来,文章若想写好,除了作者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总的来说,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学者因兼具智慧和学养,其为文便兼备自由神思和美质,我称之为学者之文。现当代的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锺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读陈寅恪述学的文字,有古朴苍凉之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描写中国哲学发展,表面平淡,却有一种内美蕴含其中;冰心的《致小读者》,是文人趣味和西洋思想结合的产物……除此之外,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也都属学者为文,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而这种趣味和智性,对民国时期的散文以及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周作人这代人集主要精力于翻译,同时又在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十分有心得。鲁迅整理乡邦文献,周作人对于民谣、民俗学的打量,对野史,特别是晚明以来野史的瞭望,所呈现的思想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而像俞平伯等人,也从晚清士大夫的、儒家的说教话语体系中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既可以益智、又可以怡情的学者之文,丰富了中国的文章之道。

  学者之文侧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着重于纯粹审美和静观的写作。其中智性的凸显,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当代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目前还很少有人界定。我给智性散文作了一个可以继续丰富的定义,即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这方面的代表有钱锺书、唐弢和吕叔湘。

  钱锺书早期写过《谈艺录》,在文革后期开始写《管锥编》。他还有一个小册子叫《七缀集》,谈文章之道,学术之道,是非常好的智性散文。钱锺书很有意思,在中国学界用八股式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他使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写法也恰恰应了前面所说的的精神,就是逆谣俗的文章之道。《谈艺录》里讲,学问之道并不是东方文学怎么样,西方文学怎么样,而是要打通,要有化境。你会发现,钱锺书的文章里有一种大智慧,他写古人的时候对古人既批判又赞美,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钱锺书是一位游走在东西方的智者,在《管锥编》中运用了串糖葫芦的写作方法,大量摘取中国古代文献:《周易》《汉书》《史记》,一直到唐宋诗文。他把其中一些很好的句子连起来,形成了一种写作方法。《管锥编》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在东西方文论里游览,其过程成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精神参照。由此,他把学者之文的智性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唐弢。他算是鲁迅的弟子,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八股化的写作十分不满,出了一本书叫《书话》,以周氏兄弟的笔触,谈论民国以来的版本目录,文章写得非常老到,与当时文坛完全不同。这样的文章颠覆了一般学者谈文学史冗长、僵硬的话语方式,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里。他在这本书中谈到民国的多位作家时,有许多会心之言。到了80年代,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他的论文可以当随笔看,随笔也可以当论文看。阅读他的文章,我们会发现文章可以是有趣的、好玩的。

  能在文字里面给我们带来智慧和诗情的,还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他是学者,可是他写闲情,写野趣,写历史,写人对自然的认识,每一篇都有韵味,词章之间的讲究不露痕迹,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写作是有人气的,并且具有很多的知识维度。只是这种好,还没有被大家周知。

  用智慧来写作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深厚学问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一类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如钱锺书的《围城》,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另一类作家,是发自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是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碰撞而成的特殊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这些都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

  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非常讲究文章学的内涵。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以上谈及的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现在很少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后来由于战争、革命,提倡大众文化,鼓励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便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幸。

 【摘自《 人民日报 》2014年7月22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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