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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日志

 
 

智慧:超越知识的界限  

2014-08-25 15:27:13|  分类: 哲理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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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超越知识的界限

祝和军 

智慧虽借助知识,但最终的旨归却是超越知识。在知识效应不断膨胀、各种知识类型不断翻新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自觉地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智慧远离抽象,回归生活,回归实践,回归经典。

                   为学与为道

    一个学生曾向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求教:“老师,您的知识比我多许多倍,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的越多,圆圈就越大,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芝诺将知识比喻为圆圈,表明知识总是在不断推陈出新,绵绵没有尽头。对此,庄子还曾发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但是,知识的增加并不代表着智慧的开悟。相反,知识自身的异化可能还会对智慧造成遮蔽。正如庄子笔下的春秋战国时代,学说横议,观念不一,相对主义盛行,学者们各持己见,各执己端,就像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各有各的用场,又像是百工技艺,各有各的用途,但谁也不能包容全体,最终,“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隐而不显,“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就不可避免了。现代的知识体系何尝不是如此?自然哲学在17世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后来却分出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19世纪的思辨哲学产生了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分析哲学等。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在隔行如隔山的专业分工中,每个人好像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全才”。于是,世界的丰富性和整体感荡然无存,人也开始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迷茫困惑无处不在。

    知识是“多”,反映的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经验积淀;智慧是“一”,折射的则是对亘古永恒的持续追问。人类需要知识,但更需要在知识中抽身而出,以保持对永恒之物的敬畏和体察。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当年就曾警告说:“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指的是后天经验知识的积累,需要做加法,故曰“日益”;“为道”则是指对天地之间永恒之物的体认,需要做减法,超越并化除杂多知识的干扰和欲望情绪欲念的羁绊,故曰“日损”。当损至无物可损,退到无处可退时,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才会一起向我们显现。所以老子说,要“知其白,守其黑”,既能入乎知识之内,又能出乎知识之外。黑暗是丰富性的象征,所以富有诗意;白昼是清晰性的表达,所以代表光明。人类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追逐光明,我们点亮了蜡烛,但我们越来越执着于光明,却忘记了黑暗本身就是光明的隐藏之处。

旁观与亲证

    知识是人类集体经验的客观表达,需要以旁观的姿态予以审视。比如,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就需要以主客分离为前提:主体将客体预设为外在之物,继而对其进行对象化的考量和分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但人生智慧的获得、存在意义的参悟,通过这种旁观式的态度却不能奏效,必须依靠主体自身的参与。因为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练达、对天地大道的领悟,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没有亲身的参与和切身的体验,一个人尽管也能够拥有某一领域某个行当的知识,但却仍然无法“转识成智”。黑格尔曾举例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从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一个老人口中的格言已浸透了他所有的人生阅历,被赋予了深厚的切身体验,已非年轻人眼中无关痛痒的知识性道理。通过这个比喻,黑格尔批评了哲学学习方面那种貌似真知的熟知:“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佛家也据此区分开了“名僧”与“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说:“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高僧之“高”,高在学问、修证、品德、行为上,但他们不肯随俗俯仰,未必能知名于当世,所以说“高而不名”。而名僧,虽然“寡德”但却懂得“适时”,玩弄辞藻,高谈阔论,迎合潮流,所以说是“名而不高”。

    道德智慧,非躬身亲证而不可得。正因为此,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不信奉外在的希腊诸神,只信仰自己内心中的“神”。在他看来,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哲学的任务,也不是构建外在诸神的知识体系,而是帮助人“认识自己”。正因为此,他热衷于游荡在雅典街头与青年辩论,通过对话和反诘在对方心中“接生”真理。孔子也是如此,他不仅知礼,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去演礼。《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这里,“学”不仅仅是指学习知识之学,而且还是指对道德圣贤的效仿。而“习”,也不是今天所理解的复习,而是指反复操练和模拟演习。可见,古典意义上的学习,并不是功利性的知识记诵和技能训练,而是一种践履的功夫。学问为己而非为人,离开了这种功夫,知识即使烂熟于胸也是外在之物。

言说与体悟

    知识不仅具有客观性,还依靠语言获得了公共性。知识产生于个体经验,但却经由语言成为了集体经验,从而能够复制、分享与传递。但吊诡的是,知识一旦进入语言,就很容易丧失“现场感”,成为与实践相脱节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关于语言和知识之间的这种悖结,庄子曾讲过一个“轮扁斫轮”的寓言。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轮扁批评齐桓公只会读死人的书,学到的都是糟粕。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智慧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旦言传,沦为知识,就完全变了味道。对此,轮扁以砍削车轮举例说:“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得心应手,嘴里虽然说不出来,但却有技巧在里面。”书籍不过是语言的化身,而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但死读书,读死书,却是把语言等同于思想,最终成了书的奴隶。

    通过这个寓言,庄子深刻地指出了语言对思想的戕害。在他看来,语言难以表达思想的丰富内涵,如《文心雕龙》所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而实际上,中西方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此都有所觉察,从而对语言保持着高度警惕。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论语》不过是记载他与弟子的对话集。他删减《春秋》,最后却发出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慨叹。《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指向“语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就不再是那个永恒的“常道”了。而“名”一旦被定义,必然是有所限制而不是“常名”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更为典型,结尾中说道:“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那些无法言说的,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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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何“显示”这些神秘的东西呢?我们似乎仍然要借助语言。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在字里行间领悟到弦外之音,以达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效果。正如庄子所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语是用来传达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要忘掉言语。这客观上要求语言必须负荷意义的深度空间,所谓“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正因为此,那些传世经典从不采取指称式、概念化的表达方式,而总是采取隐喻和类比的手法。比如,老子就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他经常以“水”“母”“大”等等来比喻“道”。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是:它在显示而不是指称,隐喻而不是定义,从而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在这里,需要的不是认知,不是理解,而是触类旁通,恍然开悟。正如以手指月,重要的不是手指,而是手所指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载《光明日报》2014816日“智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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