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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人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日志

 
 

是这样读起书来的  

2015-04-26 07:07:13|  分类: 博览书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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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读起书来的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是这样读起书来的


汪家明


  高尔基曾说:人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高尔基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人的诞生》——通过读书,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对于读书和读书的作用,高尔基是最好的例子。他只读过两年半小学,却因为读书成为文学大家。读书的重要,其实不必再说道理,但一个人是怎样读起书来的,倒是千差万别。这里面有偶然(缘分),有必然(上学),还有许多不可知(你遇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哪本?从哪里得来的?那时你多大年龄?以后你又陆续遇到了哪些书……)。
  高尔基11岁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后来在一艘“善良号”轮船上得到一个洗碗的工作。在这里,他的顶头上司、厨师斯穆雷引起了他读书的兴趣。这位黑胡子的斯穆雷是个怪人,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箱书,总是让高尔基给他念,一本一本的念,因为他有一个顽固的想法:人跟人的差别,都在脑筋上面;一个人想聪明,得多念书;正经的书固然好,坏的魔道书也好,要把所有的书都念过,才能找到好书。念不懂就念七遍,七遍再不懂就念十二遍。为了让高尔基给他念书,他甚至让别人替高尔基干活。船长太太借给斯穆雷一本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高尔基念到塔拉斯杀了儿子的地方,斯穆雷哭得泪流满面。他们还读了司各特的《艾凡赫》、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都是经典。不过读得最多的还是《荷马遗训》《炮兵札记》《害虫臭虫驱除法》《撒克逊劫后英雄路》之类。许多怎么也念不懂的话,小高尔基使劲从声音中体会其中的意思……他就是这样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再后来他靠文字为生,与读书永未分离。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关于读书的故事最为动人,也最为有趣。
  我是怎样读起书来的?“文革”初始时,我12岁半,青岛的中学红卫兵闹得不亦乐乎,学校图书馆被砸了,许多书被焚毁或送造纸厂化浆,连市图书馆也被“革命”了。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成麻袋地把书用自行车驮回家去,于是这些书就在同学中流传。我家住在市图书馆附近,也曾跟着学兄学姐们从砸碎玻璃的窗子进去,抱回一些书。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太小,在家没事,唯有读书,拿到什么读什么。回想起来,当时比“文革”前能够读到的书还多得多。最早有鲁迅的《坟》,长篇评书《武松》,还有《欧根·奥涅金》《血与沙》《女皇王冠上的钻石》《珍妮姑娘》……通过“地下”交换,16岁之前我已读了大多数中外文学经典。有一本在外地当兵的大哥的藏书《初升的太阳》,苏联纪实小说,讲述一位15岁就去世的小画家的故事,我读了十多遍,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屠格涅夫、达·芬奇、伦勃朗、列宾和苏里柯夫,引起了我对文学和绘画的极大兴趣。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人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读书为我展现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宽广的、迷人的世界,激发了我无限的想象,心里的充实、快乐、激昂乃至甜蜜的忧伤交织在一起,让我在那动乱年代里,在青岛这座小城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地知道了作为一个人和世界的种种奥秘。
  那时读书,胃口很好,食量吓人,无论什么难懂偏僻的书都可以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比如两本描写苏联商业的小说,一为《店门大开》,一为《我们切身的事业》,竟也读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来,其实是借助那小说发挥自己的想象。我当时读的书很多是残缺不全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这样,故事写到伤心至极的廖丽亚爬上铁梯打算跳入钢水自杀,结尾几页缺失,不知结果如何,让我惦记了许多年,想象了多种可能。这种伴随着读书产生的联想、想象和再造,是读书独有的魅力。文字表面上是抽象的,它既无具体形象、色彩,也无声响,但读者读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一个个场面,因人而异,甚至完全不同。读书,就是与古人、智者、怪人等等对话,总是伴随着思索和激情。所以,读书对于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智力,有着无法言说的作用。这与如今的影视和图像阅读完全不同。
  从幼年开始的读书会不知不觉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读书人的岁月伴随着一本一本书。成年以后读书,首选作者,或选出版社,好的作者和出版社是我心目中的朋友。后来我进入出版社工作,深深体会到出版者对于读者的重要。我们常说“竭诚为读者服务”,但这个服务不是追随读者表面上的趣味,而要通过选择、加工、传播,主动地将好书推荐给读者,影响读者的阅读。如今全媒体出版潮声隆隆,许多人担心纸质出版的前景。其实,全媒体出版不过是制作发行方式的转变,作为出版者的选择、加工、传播的基本职责并没有变。正像纸张印刷发明以前,文字写在竹简上一样,纸张印刷术的发明不过使文字传播更为便捷而已。反之,在全媒体乃至自媒体出版情况下,阅读变得极为随意、无序,出版者选择、加工和推广的工作更为复杂、更为艰难,责任也更为严峻——这倒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最近,政府和社会正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说明阅读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推动全民阅读,不能只是号召,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条件。比如,清明节放假,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一长溜书摊,都是新书,80%以上是16开的“大全”,如《莫言小说大全》《每天一个好寓言大全集》《养生全书新编》等。作为出版人,我知道这些书是出版社与书商“合作”的产物;也有一部分正版图书,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三卷本)、二月河康雍乾三帝小说全集、《季羡林散文精选》等。问了问,竟然是论斤卖,一市斤12元。一位妇女拿了一套《平凡的世界》,一称2斤半,嫌贵,又放下了。过去,中国的出版物基本上是“定价销售”,市场秩序井然,可如今新书打折甚至论斤买卖。结果呢?就是知识和文化的贬值,就是图书市场的混乱——越便宜越没人买,越贬值越没人愿意或值得认真写作。我很担心“全民阅读”成为一句好听的空话。作为读书人和出版人,我希望,政府和行业切实研究、调控图书市场,为全民阅读打下一根结实的桩。

                                                                                                                                                     【摘自2015年4月23日《文汇报》“笔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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