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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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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  

2016-12-20 14:55:22|  分类: 精屋藏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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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

   作 者:张冠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0


编辑推荐

★ 好社会就像好房子,听费孝通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重释何为“美好社会”——大时代里的一介书生,在外界巨变与历史动荡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其终极求索,是接通心底那个叫“中国文化出路”的大题目,探寻社会如何能更好。生命即学术,学术即为家国命运苦苦探寻出路,哪怕忽而被抛在时代后面,发出“空留缎带在人间”的慨叹,也矢志不渝。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书中首次发表《对“美好社会”的思考》一文手稿,为费孝通一生探寻心得的浓缩,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就“重释美好社会”议题向世界发言,系统阐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

★ 纪念江村调查八十周年,探寻乡土社会变迁的“中国方案”——1936年的江村调查,是费孝通一生探寻“中国方案”的起点,他的《江村经济》一书向世界讲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深刻探究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成为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江村之变,可作乡土中国八十年变迁的缩影。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费孝通的一生著述,是一笔特殊遗产,如果确定一个总题目,“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如何替易?面对乡土社会的损蚀,乡土还能重建吗?城市化怎样避免西方国家经历的社会震荡、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的代价?

★ 一段段尘封的书话,一份份弥足珍贵的常识清单,一代知识分子“为社会诊病治病”的精神史——以书话体重述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一生求索与生命传奇,亦勾勒出百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费先生一辈子都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如今,讲故事的人也成为后人阅之不尽的故事,令人常常怀念,久久流泪。一个人的纪念,亦是当代学者向一代学人的致敬之书。


内容推荐

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费孝通说,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农村”,一篇“民族”。

  本书以闲适的书话体重述费先生心路、学路、思路与书路,游刃有余,亲切可读,既发挥出书话体“真性情、真见识、真故事”的自由精神,也呈现出重回历史现场之亲闻、亲历、亲见的独有魅力。

费孝通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那些在岁月中轻轻翻动的泛黄书稿,带我们回到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调查现场,体味瑶山惨剧的恸殇时刻,师友的恩情与离散,耄耋老境中的真诚反思……大时代里的一介书生,在外界巨变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其终极关怀是对美好社会的思考和探寻,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

这些珍贵手稿,亦在历史的浮沉中遭遇叵测的命运:有的湮没于战乱流离,不知所终;有的毁于浩劫岁月,毕生心血毁于一旦;有的竟在佚失多年后传奇般地重见天日。一段段尘封已久的书话,重现费孝通起伏动荡的生命记忆,亦勾勒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作者简介

张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苏,生于河南。知青五年,七七级四年。有社科研究、编辑、记者、公务员经历。曾长期就职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为费孝通教授做助手。先后主持宣传部和参政议政部工作。发表文章于《中国社会科学》、《读书》、《东方》、《随笔》、《温故》等刊。出版著作《费孝通传》、《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晴耕雨读》、《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纸年轮》、《纸日月》等。

特别感谢:本书摄影沈继光先生(即《物语三千》、《乡愁北京》作者)。

目  录

【序言】《探寻一个好社会》四题(胡洪侠)


【前言】 1930,一个开始

《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01】 抑止不住的爱好

【02】 青春作伴

【03】 吴师三引

【04】 外教三师

【05】 潘师三序

【06】 江村三访

【07】 云南三村

【08】 乡土中国

【09】 我们复兴的基地

【10】 人生的另一道路

【11】 世界缩小得太快

【12】 我怎能不低头呢

【13】 干校家书

【14】 重访美国

【15】 小城镇,大问题

【16】 行行重行行

【17】 译稿传奇

【18】 年近谢幕

【19】 人世纷扰

【20】 究天人之际

【后记】 听费孝通先生“重释美好社会”

【附录一】 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纪事

【附录二】 费孝通先生著述年表

【跋】 1936,一块界碑 
媒体评论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作者——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PeasantLife in China(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潘光旦】(《优生概论》、《自由之路》作者)——好比造房子,(费)孝通所关心的是,从居住的需要开始,到建筑的完成为止,一面要看房子是怎样构造起的,一面也招呼到和居住直接间接有关的种种需要,和此类需要的未尝不因房子的构成而获得满足;我的却仅仅表示了一个有好房子住的希望,提出了一个好房子的图样来,究属好不好,也还是另一问题。两者相较,无疑的他的尝试要比我的更为基本,更为脚踏实地。
【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作者)——从世界范围看,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热烈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百家争鸣。从现状看,经济发展很快,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山水·人物》  “大时代一介书生的一笔记录”

《山水?人物》“是一个抗战后期在后方教书的人的作品,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这类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有些是值得批评的,因为很可能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相信是诚实的,因之也值得作为将来有人想研究那一个时期这一类人的心理材料。”

 历史延伸,运动频繁,板荡不已。这稿本压在费先生书架底下,一睡近四十年。其间,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反右”、“四清”、“社教”、“文革”……因系沉睡,毫发未伤。即便“文革”初期费先生家中群书、文稿被洗劫一空,《山水?人物》却在其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躲过风暴。

1978年,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那是怎样的情景?他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他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花篮瑶社会组织》  “该书之成,有血与命的代价”

一场变故,费先生又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费先生回顾一己殇恸,表达远大寄托。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在一生文章的破题之初,费先生已把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和王同惠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要寻求的,他把两次学术生命叠加起来去研究的,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

★《乡土中国》  “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我们看到《乡土中国》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长卷,中国笔法,散点透视,工笔兼写意。作者驾轻就熟,顺手拈来百姓生活场景乃至细节,让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思考接通读者的日常经验和感受——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加入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先生时常引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事实,同他更为熟悉的中国乡土社会两相对比,力求更清晰地衬托出中国社会的乡土特质。他还不时把话题引向很多不识字却也熟知的文化传统,在孔子的遗训、孟子的主张、老子的理想和乡土社会之间,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关系。

★《乡土重建》“天!这本初版于近七十年前的书,居然在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那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大陆读者的趣味和关怀。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种“替易”,既能带来进步,也须付出代价。他在1948年初版的《乡土重建》一书,有相当篇幅讨论了当时初现的社会代价。

《初访美国》  “东西的日夜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

 “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位置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美国人的性格》 “学以致用”,“用”在何处?曰:为他人提供标本。

1947年夏天里的费先生,笔下书写着美国人的性格,心里想着中国的战事。他把问题写入《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后记”——“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紧要关头把我们的船触礁在混乱的水里”?费先生认为,本有可能避免的内战,终于没有避免,其中原因足以令人深思。不能说是中国人命运不好,或是偶然被一辈群魔所害,而是“我们积累下的文化和这个现代国际局面发生了冲突”。由此出发,费先生提出了一个到今天都一点也不过时的课题——“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一次。”这段话写于1947年7月11日,迄今七十年,“全盘清理”似仍待时日。

★《我这一年》“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其文风却在中年时期发生明显变化,标志性著述是《我这一年》。《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意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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