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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人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日志

 
 

《光明日报》: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2016-02-01 09:08:32|  分类: 文化之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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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2月01日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华夏文明

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文艺理论博士,作品有《不安的缪斯》《重返普罗旺斯》《在响雷中炸响》《魔鬼的契约》《在火中生莲》《苟利国家生死以》等。)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亦颇具启示。

 

  公元前五百余年的某一天,两位衣袂飘飘的智者翩然相遇。时间,不详;地点,不详;观众,不详。但是,他们短暂的对话,却留下一段妙趣横生的传世佳话。

  其中的一位,温而厉,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长,耳垂肩,深藏若虚,含而不露。这也许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中,我们将渐渐知晓这场对话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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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孔子是两千五百年来儒家的始祖,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道学的滥觞。司马迁对两人有过明确考证,“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史记·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将去向年长的老子求教。

  贵族世家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尽管他被后世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但身世并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顶,所以他的母亲为他取名曰丘。与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颇为含混,除弥漫坊间的奇闻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一去不复返。

  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们的会面颇多好奇,也颇多猜测和演绎。《礼记·曾子问》考据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史记》载,他们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7年之后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适周,这一年他已经34岁。第三次,孔子年过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只有《吕氏春秋·当染》简单的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历史不可妄测,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这样的记载虽然未必逼近真实,却足见后人的善意与期待。

  孔子对老子一向有着极大的好奇。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两位孤独的智者踽踽独行,他们的神情疲倦而诡谲,赫然卓立,没人理解他们的激奋,更没人理解他们的孤独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点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颇得孔子的赞许。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态人情的风俗画,生命的充实和欢乐盎然风中。阳光明媚,春意欢愉,人们沐浴、歌唱、远眺,无忧无虑,身心自由,我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诗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这春末的暖阳中,他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在他的耳边,是呼喊声、应诺声、斥责声,世事喧嚣纷扰,世人兴高采烈,就像要参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揽胜,媸妍良善邪恶美丽狰狞,又有什么分别,谁又能够分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如此忧伤而又抒情的语气,在老子散文般的叙事中,并不少见。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复抒写自己“独异于人”的孤独与惆怅,在“小我”与“大众”之间种种难以融合的差异中,老子在反思、在犹豫、在踟蹰、在审视众生、在拷问自己。这孤独和惆怅曾吸引过年幼的孔子,而这一次,他想问的是,孤独和惆怅背后的机杼。

  历史的天空,就在这一刻定格。

  一个温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个智慧狡黠,其文潇洒峻峭,秋般飘逸。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两千五百年前的这一刻,他们终于相遇。司马迁以如椽巨笔记录了这历史的一刻: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横生的描画,读来令人浮想联翩。

  老子直言不讳。他认为孔子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其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老子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他建议孔子,抛弃他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孔子、对于世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寥寥数语,意味隽永。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时光远去,短暂的四次会面,诸多细节已不可考,其对话却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内容。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数次向老子讨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与此同时,孔子的提问也敦促老子的反思。司马迁评价老子之学和孔子之学的异同,历数后世道学与儒学对于他者眼界、胸怀的退缩,怅然若失:“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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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问礼对于孔子,是晴天霹雳,更是醍醐灌顶。

  孔子辞别老子,沉吟良久,对弟子们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而龙,御风飞天,何其迅疾。回味着与老子的对话,孔子说:“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一千六百年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引用诗人唐子西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位坦荡求真、不惧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老子与孔子性格迥异。老子致虚守静、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然而,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两者自然都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诸侯国君的私欲膨胀引发了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内那些权臣之间的争斗攻杀更是异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值此之时,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谓不哀不恸也。

  老子之高标自持、之高蹈轻扬,确是世俗之人、尘俗之世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老子研究道德学问,只求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于世。他傲然地对孔子说,周礼是像朽骨一样过时而无用的东西。老子在否定周礼的同时,其实更是在阐释自己的思想,这种观念与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才会以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来比喻老子,他对老子内心的敬仰和钦佩,溢于言表。

  当然,同样作为一代宗师,孔子也不会因为一次谈话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志向。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赶起牛车,带领他的弟子出发了。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纵使困难重重,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这是春秋时代怎样的一幅画卷?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两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长夜里,两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刚刚结束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对话,旋即坚定地奔向各自的未来——一个怀抱“至智”的讥诮,“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个满腹“至善”的温良,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狗”。在那个风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时代,他们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从渺小拓展着宏阔,由卑微抵达至伟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博大精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动,儒家思想有效地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尽管百家诸陈,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后,释家繁荣,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笼罩了中国历史文化一千余年。南怀瑾说:“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不论汉、唐,还是宋、元、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存世价值可见一斑。

  老子与孔子的这一次会面,尽管短暂,却完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第一次碰撞、升华。

  老子与孔子所处之时代,西周衰微久已,东周亦如强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难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恸,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对这个时代的悼挽与反拨。

  举凡春秋诸子,大凡言人道之时,必亦言天道。其实,老子和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处在中国历史最分崩离析的年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所进行的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社会行至低谷之时,中国文化没有随之衰微。

  事实表明,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起到最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是儒家、道家两家学派,他们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治国之道,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社会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锋,最终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2016年02月01日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假设时间是一条线性轴,我们从今天这个端点回溯,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与孔子。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动着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飞跃,这些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类生活。

  一百余年前,德国海德堡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对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满意。终于一天,这位医生抛弃了厌倦已久、陈旧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从此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甚至断言,“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值得重视的是,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但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两个中国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孔子专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老子侧重文化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一部《论语》,11705字,一部《道德经》,5284字,两部经典,统共16989字,按今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三个版面容量。然而,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化延绵不绝、无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样。

  孔子与老子,不仅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更是文明形态的生与长、守与藏。

  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与春秋末年自由、开放、包容、丰富的思想氛围不可分割,也与他们之间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砺不可分割。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继承他的职帜,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老子一生独往独来,在老子之后的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庄子更是将他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老子的无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仅是春秋战国纷乱局面的一种暂时的应对,其对后世更有着无穷的影响。在这里,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继卒于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几乎就在这个时刻,在遥远的恒河岸边,乔达摩·悉达多刚刚涅槃成佛,即将开启佛教的众妙之门;在更加遥远的雅典城邦,苏格拉底将要诞生,即将开启希腊哲学的崭新纪元。几乎就在这个时刻,承续春秋的战国大幕即将拉开,为求生存,各诸侯国继续变法和改革,吴起、商鞅变革图强,张仪、苏秦纵横捭阖,廉颇、李牧沙场争锋,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贤天下……大秦帝国即将訇然而至,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萌芽即将形成。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他将哲学问题扩大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甚至由人生扩展为整个宇宙。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这不仅是个人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

  有意思的是,与东方文化秉持的守礼、中庸、拘谨的儒教情怀不同,老子在西方的传播要盛于孔子。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写道:“西方读者都认为,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老子曾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林语堂在做这句话的注释时写道:“相信大半西方读者第一次研读老子的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吧!我敢这么说,并非对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进入老子哲学迷宫的一把密匙,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一条暗道。

  就在孔子带领弟子们兀兀穷年,在城邦之间奔走宣告、比武论招之时,老子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以心中的胆气与剑气,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关秘道。

  恰如林语堂所言,“那些上智的学者,便由讥笑老子、研究老子,而成为今日的哲学先驱,同时,老子还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事实上,“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已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崇备至。”在恭谦良善、持节守中的儒教之外,老子以其凝敛、含藏、内收的智慧,完成了高傲的西方对于神秘中国的全部兴趣和完整想象。

  近现代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在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中受到启发,找到灵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是《老子》。之所以有这样令人惊愕的翻译量、印刷量、阅读量,根本原因在于,它包含着对人类精神世界恒常的思辨和警醒。

  孔子是国际的,老子是世界的。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信哉!

  【载《光明日报》2016129日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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