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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人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日志

 
 

《武义通史》序  

2017-10-13 11:46:17|  分类: 家乡武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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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义通史》序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武义通史》序
□ 陈剩勇

  两年前,连法先生寄来两大本《武义通史》打印稿,请我提提修改意见,并约我为通史写个序言。武义是我的老家,生于斯长于斯,故乡之情永远无法忘怀,也不敢须臾忘之的。连法先生是老家的乡贤,为发展武义文化事业贡献心力数十年,写了好多书,成就斐然。这个序言,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推辞。序言,主要的作用是聊聊原著的价值与意义,为读者的阅读提供点方便。《武义通史》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我们,包括作者、读者与我,生活在21世纪,一个全球化、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当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建设,差不多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市场化、商业化和物质化了。现如今,报纸新闻等纸媒体和图书出版业都似日近黄昏,手机人手一只,移动互联网连接起个人与世界。新闻,读书,点点手机即可,知识和信息比棉花粮膨胀得更快。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下,还侈谈史学和地方史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有意思么?我的答案很明确,不仅有价值,而且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系重大。

  历史上,历史学一向受到朝野官民的高度重视,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以经、史、子、集为主体,史学和历史著作,赫然而位居第二。史学作为古代中国的显学,其功能大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功能。古代历史家主张历史学可以发挥道德垂训和社会教化功能,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暇,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孔子作《春秋》。二是资政功能。古代先贤主张“鉴古而知今”, 认为历史书“鉴于往事 , 有资于治道”。这方面,最著名的有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学和历史书的第三重功能,也是中国史学最具民族特色的功能,是维系国族命脉、延续族群统系、传承文明和文化。通过国史、地方志和宗谱、家乘的编修,历史书的刊布和传播,教化、培养和维系国家和民族的族群认同感,凝聚民族精神和族群的向心力。不过,中国史学的这个独特功能,已经冷藏许多年,几乎被晚近的知识界集体遗忘了。要说清楚这个道理,必须从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从中国文明的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切入深究。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家族组织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行使着组织、管理、生产、消费、分配、教育、行政和司法等多重社会功能,并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单位。易言之,家庭或家族是构成中华社会大大小小各种共同体的基础,包括“国”(国家)与“天下”(世界),都是以家为范本建构出来的。“家”是“国”的原点,“国”是“家”的扩大化,是家族组织向国家组织的移植、衍生和拓展。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把这个特点概括为“家国一体”,又称“家国同构”。家以外或以上的共同体 , 如族、国、天下, 都是家的扩大;乡里、帮派、宗教团体、江湖结社等,也是以家族组织的原则生成并扩展开来。即便是政治关系 , 也同样是人伦秩序的延伸或拓展,政治组织只不过是家族人伦关系的扩大化。在家族本位的社会,血亲之情构成了中国人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从家庭、亲戚、乡党、同窗,到社团、族群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根据父子之血亲关系的主轴,而被涵盖在这个“家”、“国”同构的世界里。从血缘亲情推广而来的兄弟之谊,更将普天下人都联系在一起。儒家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追求“天下大同”,就是基于以上的逻辑推论。传统中国的基本的社会关系,有所谓“五伦” 之说。“五伦”,曰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所谓人伦秩序,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推展开来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己”(自我)为中心,根据“五伦”规定的亲疏、长幼、尊卑、贵贱的关系,确立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进而编织起一个个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传统社会,个人作为家、国一体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一生都处于对家庭、家族、群体和国家的依附状态。一方面,个体通过这种依赖或依附关系安身立命,以图发展,从家庭、家族、亲属或其他各种拟血缘的社会关系获得支持,获得力量、权势或势力,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另一方面,外部(家族、乡党、同门、会党、国家等)的依赖关系和信任关系,也为个体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和保护伞。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的身体和生命是父母生命和身体的延伸,个体只是家族和群体的一部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和家族,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就有如断线的风筝,无所依托,无所适从。人一生,只有从家庭、家族、群体和国家那里,才能找到稳定、安全和归宿感。如果不幸而背井离乡,甚而漂流海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归家乡、认祖归宗,哪怕客死他乡,也要叶落归根。至于“数典忘祖”,那可是忘恩负义,属“大不孝”,必为人所不齿,遭到世人的唾弃。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个体主要凭借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个人通过从事和参加各种繁琐的宗教方式,如礼拜、从事圣事、购买赎罪券以及参加俗世的宗教组织,而与上帝建立一种“手牵着手”的关系,以舒解个体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孤独,从而获得归宿感。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时代的中国人则是借助于历史和历史学,通过编修国史,确立和维系炎黄子孙后代对华夏文明的认同,维系和强化汉族共同体五千年一系的国统;通过方志、宗谱和家乘的编修, 强化个体对家族、对文化的认同,从中寻求并获得灵魂的安顿和个体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国史关系到国家兴亡存续,故先贤有谓,立国必要编修国史。

  宋明以后,方志、家乘和宗谱,因其在维系、教化和凝聚宗族、村庄和地域社会的族群认同功能,而受到朝野人士的推崇。宋人苏询指出:“自秦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己而独存,则有谱之力也。”二程、朱熹、吕祖谦等大儒,以复兴宗族制、重建乡村社会相号召,主张以修纂宗谱作为收族的手段,以收拢和团结族众、凝聚和维系家族的向心力。明代方孝孺主张“会族而修谱”,通过编修宗谱家乘,“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确立一族之众的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的社会结构,明确每个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以增进家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增进乡村和家族共同体的团结。通过编修宗谱续谱,定期宣读族谱,学习家族历史,使全体族人油然而生孝悌之心,达到敬宗收族,避免宗族解体,使族人成为路人。因此,从朝廷到民间,都极重视历史,朝廷有国史,地方上有方志,家族有宗谱。对于一代皇朝来说, 奉天承运的正统地位需要国史来确立,国史维系了本朝统治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开国皇帝在改朝换代建立新朝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改写前朝历史,重修国史。同样,要推翻一个朝代,消灭一个国家,也必从国史入手,故先贤有云:“亡人之国,必先亡其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宗谱同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明清以来,宗族针对严重触犯家法的族人的惩罚措施,把“出族”与“告官”并列。所谓“出族”,就是将其人从宗谱上削名,即开除其族籍。在当年,这可是不得了的惩罚,不仅意味着生前无依无靠,灵魂无处归宿,死后也将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不得安息。

  史学和国史关乎国运,《尚书》《春秋》及二十四史维系了黄帝以来汉族共同体五千年的文明血脉。方志、宗谱和家谱,维系了地域社会的族群认同和宗族共同体的命脉。大哉,史之为用!由此,我们就解开了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密码:在人类文明史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发达的国度?为什么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正史、野史、方志、家谱,如汗牛充栋,历史学在传统社会始终占据着“显学”地位?原来,对于家族、族群、国家和文化来说,历史建立并且强化了祖宗与后人之间相隔数百千年的联系,历代史官和家族史家们从事的国史、地方志和家谱的编修事业,维系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维系着国家和家族血脉的传承延续。与信仰耶稣基督的西方人、膜拜真主的穆斯林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对神的宗教意识相当淡薄,对祖宗神灵的崇拜却无比虔诚。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发达,以历史书为载体的史官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其奥秘就在于此。

  晚清以来,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崛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国门之后,满族统治集团为维护权贵阶层的利益,拒绝改革开放,天朝上国从此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国运衰败,道统中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各地兴办制造局、兵工厂,武装并以西洋兵法训练水师,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孰料在接下来的甲午海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居然不敌从前的番国小日本。从此,亡国危机接踵而至,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陈独秀、胡适之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随后的五四运动的干将们,高举“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主张“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全面对接西方文明,以图振兴中华。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倡导科学、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富有睿智的远见卓识。不过,陈独秀们在激愤之下,与传统和历史一刀两断,主张实行“全盘西化”,废除一切中国传统,甚至还要废除汉字和汉语,就不免矫枉过正了。道理很简单,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因为家道中衰,穷困潦倒,反思的结果,不图改革自强,反而全部怪罪于老祖宗。晚近的思想史学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五四运动健将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偏激主张和做法,打开了现代中国反传统运动的闸门。20世纪中叶以后,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以及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全盘反传统的结果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和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旧风俗,从中国大地上全面清场。问题在于,传统抛弃了,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俗,却始终立不起来,这就导致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文化与传统的断裂,带来了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双重堕落。这个恶果,相信每个睁眼看现实的当代中国人都看到了。试看今日之域中,一方面,是GDP全球第二,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丰裕,普罗大众吃饭穿衣不愁,吃肉喝酒也属平常,打工仔都有能力自驾小轿车上班。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心灵与精神极度空虚,灵魂不再附体,麻将与手游盛行,良知与道德空前匮乏。官民一切向钱看,斯文扫地,读书不再是时尚,大学的历史专业没几个人报考,史学早已经边缘化了。当下的中国人,正面临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信任危机。尽管近年来人们对中国何去何从的争议不断,左派与右派分歧很大,但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复兴中国文化,建构新的道德与社会信任,建立自由、民主、人道、平等与公正的现代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学热,文化热,经典热,就是上述共识的产物。重建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的凝聚是必要的一步。史学可以发挥的作用,上文已有阐述。概括言之,国史,地方史,村志与族谱的编著和出版,是强化民族认同,重建民族精神,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重建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工作。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出发,《武义通史》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对于武义人来说,编写地方通史,其价值和意义更加重大。

  《武义通史》是一部以县境为记载对象的地域史。全书10章,起自远古的新石器时代,迄于1961年,武义从永康县划出,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建置。作为一部地域社会史著作,我认为,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看,这部《武义通史》,其实是武义、宣平二个县的县史。历史上,武义和宣平僻处浙中南山区:武义地处钱塘江流域上游,属金华(婺州)府;宣平地处瓯江流域上游,为处州府属县。两地人杰地灵,风土人情各异,方言不同,地域文化各有特色。大而化之,历史上的武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武义江盆地沃野数十里,鱼米之乡,交通便利,早在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已经建县。由于靠近金华盆地,交通便利,武义一带开发较早,接受中原南下的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的教化,时间早,影响大。宋代大儒吕祖谦在明招山创办讲坛,邀请朱熹等大儒来武义传播理学,对武义地方影响很大。因此,武义地域文化中的儒家色彩就比宣平一带浓厚得多。武义和宣平的民风,一向都比较淳朴,武义呆,宣平老实。相对而言,武义人的性格比较耿直,方言也比较硬。宣平人虽号称“宣平老实”,处世却比武义人更灵活,宣平话也比武义方言更加柔和。

  相对武义的地理位置,宣平才是真正的山区。古代地方志说宣平县“僻处万山中”,山路号称“羊肠鸟道”,与外界交通阻隔,素有“桃花源”的美称。明清时期,宣平一带还是深山老林,虎、豹、野猪出没,常常闹出虎患。明代中期的景泰年间,当地爆发了叶宗留、陶得义等矿工暴动,官军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才平定了暴动,于是设立县治,名曰宣平。宣平的开发,要比武义晚了几百年。这里土地贫瘠,水田不多,但山高林密,山色空濛水亦奇,一向是隐士们卜居的理想之地,外地人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宣平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是唐代时名闻天下的道士、括苍人叶法善。叶法善少年时随其父卜居今柳城附近的白马山,采药炼丹,后云游名山大川,访仙学道,擅阴阳、占卜、符咒之术,以法术高明,能镇邪驱鬼著称,被唐高宗召入宫中,先后侍奉过高宗、则天皇帝、中宗、睿宗和玄宗等5个皇帝。叶法善羽化登仙后,归葬宣平。道教文化,通过叶法善当年弘扬道教的宣阳观,及后来的冲真观,对宣平在地的影响相当深远。宣平的历代乡绅,许多人既通书史,善词赋,又擅阴阳五行、堪舆相术或医术,满腹经纶,却安然隐居山中,不愿入朝当官。如元明时期的俞源村,俞涞及其子孙们,身怀奇才绝技,与刘伯温、宋濂、苏伯衡等名士有交游,但就是不喜欢做官,“隐居乐道,钟情山水”。俞善麟、俞道坚、俞札等人,曾经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东过齐鲁,西略秦陇,南游闽越,北抵幽蓟”。与热衷科举做官的那些乡绅相比,确实是个异数。

《武义通史》序 - 新安江人 - 新安江人

  从史学专业的角度说,把武义和宣平这两个地域文化、方言和风土人情都存在鲜明差异的地方历史,梳理、整合汇编在一篇之中,这份工作,应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连法先生凭借一己之力,爬罗剔抉,孜孜不倦,经过多年的研究,撰写出这本大部头的《武义通史》,殊为不易。这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纵横数千年,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全面记载了武义、宣平一带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全程。通史既向我们介绍了叶法善、吕祖谦等著名乡贤,展示了冲真观、明招山、徐谓礼文书、熟溪桥、延福寺、俞源明清古村落的古风古貌。这些可都是中国史书要记上一笔的,有些甚至还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遗产。同时,全面记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武义、宣平在这里筚路蓝缕,发展经济,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事迹,介绍了武义、宣平的文学艺术、民间戏剧、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描述了一些有名的宗族和村落的源流,以及民间行善积德,修桥筑路、兴办教育、救济贫民等义行,等等。通读全书,我不禁从心灵深处发出惊叹,惊叹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历史和文明,惊叹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文化,在武义这样一块贫瘠的山地,居然有这么多中国甚至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真是精彩绝伦,美轮美奂!我还要惊叹我们祖先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祖先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精神;重道德,守诚信,崇礼隆文,重情守义,为富而仁,积德行善,普济苍生的道德文章,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继承,学习,践行,并发扬光大。

  《武义通史》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地域史专著,也是一部优秀的乡土教材。《通史》是武义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本书的编纂出版,是武义县在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在地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要向朱连法先生致敬,并祝贺《武义通史》顺利出版发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武义通史》的价值和影响必将日益凸现出来。

  《武义通史》的截止期,公元1961年,是武义、宣平人告别过去,走向大武义、新武义县的开端。从那时算起,新武义县的历史已经56年。56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一段又恰是武义历史上千奇百态、精彩纷呈的时期:从革命、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从人民公社、大跃进走向改革开放。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如风卷残云,推动武义人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后工业社会。这56年,也是武义与宣平从行政区划到风土人情全面融合,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地人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时期。相对于过往的历史长时段,56年,借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所谓“山中才一日,世间已万年”,但这一次,人与仙的关系和空间位置应该是倒转的。沧海桑田,历史的长卷还将不断地延伸。连法先生《武义通史》,恰如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长剧,戏入高潮处,悄然落下了帏幕。这多少有点遗憾。不过,有遗憾,才有悬念,同时也给人以期望。期待连法先生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乐之余,老骥伏枥,为《武义通史》再续新篇。当然,我更期待年青一代迅速成长起来,接过老一辈文化人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序。

【转自《今日武义》2017年10月13日“人文武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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